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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沈阳的几大少数民族

2015年02月27日   生活资讯 来源:游金地   编辑:游金地
  以锡伯族西迁为题材的历史画卷。锡伯西迁后的二百多年中,拱卫了边疆,开发了西部,成为中国民族迁徙史上的佳话,目前国内锡伯族人仍“两地分居”,女星佟丽娅就是生于新疆的锡伯族人。
  来沈阳旅游,不能不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西塔。作为仅次于美国韩国街的世界第二大的朝鲜族风情街,西塔的绚丽吸引了无数观光者的驻足,民谣《阿里郎》在西塔街的上空飘荡,各种饭店、歌厅、发廊、超市的招牌写满朝鲜语文字,路人说着民族语言,“大长今”一样打扮的女孩们在旋转门后微笑鞠躬……

  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相比,朝鲜族来沈阳定居较晚,他们多数是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才从朝鲜迁入的。据史书记载,1882年至1887年间,白鸿俊等在沈阳翻译出版了朝鲜文书籍,这可能是朝鲜人在沈阳最早的文献纪录。据新民县红旗堡村调查,1908年新民县公太堡村(现红旗堡村)有5名朝鲜人开垦水田,到1912年春又来三户朝鲜人。据和平西塔街道调查,1901年前后有一些朝鲜贫民来到沈阳西塔落脚,靠打草绳子、卖大米糖和到附近郊区种地维持生活。

  1910年8月,朝鲜半岛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流入沈阳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迫破产的朝鲜农民迁移到我国东北,开垦水田。因此,伪满时期沈阳地区朝鲜族居住区很快扩大,人口迅速增加。1940年统计,沈阳的朝鲜人有5901户,32658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阳地区的朝鲜人大批回到朝鲜,1947年8月,沈阳市朝鲜族只有2524户,12424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东北三省各市、县的朝鲜族又陆续迁入沈阳,使朝鲜族人口又有所增加。

  朝鲜族生性勤劳,如今繁华的西塔地区上世纪初还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泡子、乱坟岗子到处可见。1901年,西塔出现了几户朝鲜族人家,后来,住户逐年增多。朝鲜族来西塔地区落脚后,开米店的、打草绳的、开冷面店的、做胶鞋的、卖布匹的纷纷出现,朝鲜族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塔开设了不少规模不大、但带有浓郁的朝鲜族特色的冷面店和小旅店。当时西塔街的朝鲜族生活日用品市场不仅成为东北三省朝鲜族商品集散地,还通过安奉线铁路,加强了同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把很多地道的朝鲜商品引进沈阳,再分散到东北三省。

  回族 习武者多,为国争光

  1934年,奉天国民市场内,建起一座圆顶伞式草亭,草亭内平铺一圆形沙滩,几个身穿和服的日本武士耀武扬威,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派来的相扑手,这里正举行一场“相扑大会”。按照比赛规定,如果谁能战胜这几个日本相扑手,就能获得奖品。

  台下一些看热闹的中国摔跤手敢怒不敢言,虽然义愤填膺,却担心上台招惹祸患,都不敢比试。回族人常德清最后成了第一个登台的人,据说消息传出,万人空巷,他挑战的是日本一号选手谷月,据目击者回忆,常德清虽然比谷月矮了一头,但只一个回合,就把高大的谷月摔出场外,轰动全场。常德清下台后,第二位回族摔跤手冯景福亦不示弱,战胜日本二号相扑手黑松。这次“相扑大会”上,参加比赛的中国人多为当时西关回回营的摔跤手。

  常德清摔日本相扑的故事在西关回民老人间耳熟能详,历史上,回族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甲午战争期间,闻名中外的抗日将领左宝贵便是杰出的代表。

  沈阳回族聚居区的形成,晚于西北地区,这是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从元末明初开始,回族由全国各地陆续迁来沈阳定居。据考证早在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沈阳就有回族定居了。据保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馆中的“沈阳路都城隍庙碑”的碑阴,“沈阳路城隍庙功德官员题名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本庙营造……东至回回五所……”一句,意即在城隍庙院东邻有五所回回人家,碑文中所说的“沈阳路”是沈阳城早年的名称。

  清代,是回族迁居东北的繁盛时期。自明朝铁铉的后裔及其族人逃难山海关外开始,清初,铁姓迁到沈阳的有铁福、铁仲、铁柱及铁范金,皆为清代显赫的军政官宦。据《沈阳县志》载,约在公元1633年,在沈阳建清真南寺,云:“南寺清初教民铁率吾建”,回民围寺而居,形成了“回回营”回民聚居点。当时沈阳回族“户口两千余册”,并记有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东、北两座清真寺随回民的分布区又相继建成。清代,由于黄河泛滥,黄河两岸的很多回族灾民又从山东、河北经锦州、义县、黑山来到沈阳居住。

  锡伯族 西迁故事是沈阳的史诗

  锡伯族是一个勇敢、善于骑射的民族。沈阳地区是我国锡伯族人口最集聚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十九年(1700)、四十年(1701)清政府分三批抽调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的锡伯兵移驻盛京,这是沈阳地区锡伯族的主要来源。

  据赵志强、吴元丰著的《锡伯族家庙碑文考》一文中记述:伯都讷的锡伯族首先移入盛京。据《光绪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八年,移伯都讷驻防满洲锡伯兵二千名于盛京及所属各城”。这是第一批迁到盛京的锡伯人。齐齐哈尔锡伯族分两批移入盛京。齐齐哈尔锡伯二十四牛录人等分为二队,以扎斯泰等十二牛录为第二队,自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先后离开齐齐哈尔,二月二十六日行抵乌拉所属伯都讷地方,他们在伯都讷地方耕种田亩,秋收后继续迁移,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二十六日到达盛京。这是第二批迁入盛京的锡伯人。扎噜等十二牛录锡伯人,自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先后启程,到伯都讷地方种田,秋收后继续迁移,于康熙四十年(1701)春耕前到达盛京。这是第三批迁入盛京的锡伯人。

  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

  从此,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在寺庙内拱灶,杀猪,吃高粱米饭,每户当家人都去,进行聚餐,来纪念锡伯族祖先西迁的历史壮举,畅叙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业绩,缅怀离别的骨肉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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